媒体
一个争取民主改革的人民运动要取得成功，必须拥有把它的信息传达给它的听众的手段。专制主义政权明白这一点，它们企图断绝或限制人们得到这些信息，于是就建立网络战争中心、制定限制拥有或使用计算机和传真机的严酷法律。例如，缅甸对使用“无执照＂计算机和传真机的人就判处长期的监禁。有时限制人们拥有或使用卫星电话，政府有时干扰反对派团体的电视和境外广播，以图使公众得不到 信息。
一个暴虐的政府很容易控制报纸和国内其它大众传媒。建立出版审查委员会， 规定所有书籍、杂志和报纸在发行前必须送审，有时很有效。当所有的出版费用已 经发生以后才进行审查时，这会大大鼓励自我审查。报纸、其它出版物、电视和广 播电台有可能遭到收回执照、没收设备，以及业主和编辑人员受到人身威胁。为了 克服上述国内限制，境外制作新闻现在相当普遍，不论是一个缅甸的无线电台从挪 威广播，或是位于加利福尼亚的伊朗电视台向德黑兰的观众播放采访反对派领袖的
节目。塞尔维亚的民主运动就是在境外能够制做大众传播媒体的一个范例。在2000 年选举以前几天，超过 60 吨传单被运到该国加以散发。
商界
即使在最集中化的、社会主义的专制政权里，商业界仍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向 人民提供政府不提供的大量产品和服务。政府往往为了减少因消费品的短缺而产生 的政治化的公众不满事件，而默认非法的黑市活动。
跟商业界，特别是外国和跨国商业界合作也有其负面作用。人们有这样的感性 认识：国际企业情愿同专制主义政权合作，而不是同比较开放的民主政府合作。统 治者一旦相信达成交易的好处，需要同他协调的地方就不多了。诸如劳动条件、工 资、工会等，统治者往往能够悄悄地和有效地处理。要害在于国际性企业对一个政 府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可能不感兴趣。它们关心的是利润。民主运动面临的挑战是
如何使这些公司相信：变革正在到来，而将来对它们来说也许很重要的是，它们至 少被看作在行动上曾经是中立的。
从正面来看，本地和外国商业界的成员往往同本地、地区性和外国企业间有现 存的关系网络。当对它们有利的时候，本地和外国商业界的成员能提供对民主斗争 来说重要的资源，包括金钱、信使和顾问。
公务员
公务员往往受到诽谤、批评、嘲笑和低估。有时，这些政府官僚被视为一群蚂蚁──成千上万的无姓名、无面孔、无头脑的工作人员，来往于他们的小鸽笼，做着各自琐碎的事。然而，政治领袖人物，像蚁群里依靠众蚂蚁而生的“后蚁＂一 样，没有顺从的、有技能的公务员执行这些看起来无关痛痒的活动，就无法生存。 正是这些人，把命令转变成行动：他们发布规章制度，评估和征收税款，制定预算，办学校，把信息输入数以千计的数据库，为政府采购，管理飞机航线和港口， 派驻使馆人员，维护通讯系统等等，实际上，执行使政权能够保持其功能的所有任 务。离开他们，没有一个政府能够运行。
采用战略性非暴力冲突来寻求政权更替和民主改革的反对派团体，必须明白争取政府雇员支持的重要性。但也必须认识到，政府雇员的生计取决于他们对政府雇 主的服从，因此，雇员很少能反对政府，除非有明显的证据显示，统治者的其它支 柱已经严重削弱了。尽管如此，政府雇员支持反对派运动的决心，即使没有公开表示，也能有助于推进这个运动的事业。而其方式只受人们想象力的限制。
青年
专制主义政权的一个主要懮虑是如何防止年轻人政治化，除非这种政治化是支 持政府并受政府控制的。只要不准许学生和其它青年构成对政府稳定性的有组织的 挑战，反对派团体就被剥夺了促进政治改革的传统先锋力量。政府防止学生积极参 与政治反对运动的有些办法是人们熟知的。例如，公开反对当局的人被剥夺受教育 的机会。此外，可能关闭学校或建立多个分校以防止形成大的团体。由于违反了限 制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法律，可以强行施加长期的监禁。可以建立政府办的青年 活动项目，对威胁反对派政党的那些学生，提供金钱、食物、衣服和武器等回报。 有的人试图以年轻人“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来解释为什么年轻人往往愿意承担 处于革命运动前线的风险。一般来说，年轻人确实对职业比较少有依恋，也较少会 有主要家庭负担。他们也有一种年轻的生命热情和相信自己的不朽。这些只是解释 他们为什么参与的一小部份理由，因为年轻人有更重要的东西可能失去──他们的 生命和未来。更重要的是，提供青年参与的原动力的，不是他们可能失去什么，而 是在一个自由和正义的社会里生活，他们能得到什么。年轻人通常并不认为他们在 专制统治下的奴役是合理的。同样，他们一般也不会认可改变是不可能的。年轻人 有一种还没有因经验而被磨灭的本能，即能够区别真理和谬误，正确和错误，而不是一个含有无数分级的连续变量。正是这种理智上的清晰，激励着他们。
凡是考虑吸收学生和其它年轻人参加一个民主运动时，需要提醒一句。整体来看，他们在生活的各方面都是冒险者。如果没有清楚的指导和纪律，他们的行动可 能会过激，而且如果受到煽动，他们会表现出专制主义政权惯于利用的那些人一样 的流氓特征。对于一个运动的每一位参加者来说，需要有一个“行为准则＂，对于青年组织则尤其重要。这个行为准则必须伴以训练和坚强的领导，以减少发生有损害的行为。
工人
毫无疑问，全球化的势力使工人的生活到处更加困难。在发达国家，工会遭到 削弱，公司威胁将工作转移到劳动力比较便宜的地方去。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比较 关心生产转移到那里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而不是基本的工作场所安全、公平工资或 工人权利。权力失衡导致对工人的虐待。而民主、法治和结社自由，正是纠正这种 权力失衡的步骤。
把工人组织起来可能不容易，但一旦开始组织了，团结很快会蔓延。曾记得，波兰的民主运动是在革但斯克 (Gdansk) 造船厂的电工开始罢工以后迅速取得了胜 利。
对战略性非暴力斗争的计划者来说，运输及有关行业的职工是一支特别重要的工人力量。货物、人员和服务的流动发生任何混乱，会给当局带来即刻的经济和政 治代价。与此同时，战略计划者需要考虑如果公众得不到食物及其它必需品，可能 发生的意外后果。
宗教组织
历史上，有组织的宗教在政治斗争中曾扮演重要角色──多数情况下是站在寻 求改革的一边，有时则相反。宗教组织往往有精神的和财政的网络。这些网络遍及 它们所活动的社会，从富裕的名流到社会的草根。此外，由于宗教界领袖人物对宗 教和对社会都很了解，他们通常受他们的追随者和知道他们所作所为的人们的尊 敬，他们也往往能影响他人的态度和行为，远远超出道德和宗教教导的范围。他们 还能给反对派运动赋予一种精神的面貌，甚至成为反对派运动最有表达能力的发言 人。另一方面，他们也能为专制政权的狭隘得多的特殊利益，成为有同样影响力和 表达能力的发言人。因此，运动的领导者必须善于鼓励宗教领袖人物给予支持，或 者削弱他们可能具有的有害影响。
非政府组织 (NGO)
能在政府的直接控制和监督以外运作的任何团体或组织，都是民主运动的潜在 财富。国际非政府组织能筹措资金，同许多公众沟通，从国外获取需要的专门人 才，提供来自其它民主运动经验的远见卓识。国内的非政府组织，其活动范围和筹 款来源有时受到限制。无论国内还是来自国外的非政府组织，有时被政府的线人渗 透，但这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是不可克服的严重挑战。在非暴力冲突中，非政府组 织的重要价值之一在于：他们为公众提供某些服务，从而证明人们不需要完全依靠 政府。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能削弱专制主义政权为使公众服从所需要的那种既强制，又微妙的纽带。
有一个鲜明的例子，说明非政府组织能有效地削弱人民对专制政府的依赖。这是在 1962 年缅甸的奈温将军夺权以后不久，该国西部的若开邦遭遇了毁灭性的水灾。据报导，一位天主教传教士立即用无线电向该国其它地区和印度的传教士求援，很快就得到有效的响应。食品、衣服和建筑材料在几天以内源源不断运到。当 政府最后派小组进入该地区评估受灾情况时，他们了解到已经不需要任何政府援 助，人民靠自己解决了危机。据报，奈温对此事件极为恼怒，导致所有基督教传教 士被驱逐出缅甸。
但是，需要提醒民主运动，非政府组织可能有他们自己的目标。重要的是要了 解那可能是些什么样的目标，并保证它们同民主运动的目的和目标是兼容的。
其它的支持可以来自专业组织、政党、外国企业和外国政府，它们可以单独或 通过国际组织提供支持。也不应忽视小区里一些为特定兴趣而成立的小团体，如缝 纫小组、打猎和钓鱼俱乐部、读书俱乐部、语言学习团体、摩托车俱乐部、远足和 健行俱乐部、观鸟俱乐部、钱币收藏俱乐部、园艺俱乐部和体育俱乐部。战略性非 暴力斗争既需要控制权力资源，也需要民众的积极参与。各种组织里蕴藏着权力资源，并为集体行动提供必要的架构。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