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30日星期五

动起来:我们不只是嘴上说说!


理念:




1、灵感来自塞尔维亚抵抗运动(欧特珀)OTNOP,主图像一张愤怒的面孔,象征者我们不在忍受;
2、一只展翅的蝴蝶,以图带动整个国家变革。我们不要一潭死水,让我们一起呐喊:动起来!我们不只是嘴上说说!


动起来策略:
1、在墙内广泛传播动起来图标,论坛、QQ群、新闻网站、空间

2、更换动起来头像

3、在城市乡村建筑物喷涂上动起来核心图像(主图像,加动起来三个字,可以不
含非暴力不合作等)拍照反馈到网上。

4、喷涂图像制作:下载动起来图标,在一张硬纸板上打印出来(合适的尺寸,不
宜太小),把白色核心部分镂空,喷涂时垫在建筑物上即可。

5、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动起来,我们不只是说说!

6、动起来快闪,打出标语,引起更多关注!(条件允许可以制作胸章,T恤佩戴、
发放,如愿意就上述物品提供赞助,可以与我们联系)

7、在当下推进不合作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把动起来和不合作联系起来,从而让更
多的人深入了解不合作,关注不合作。进而带动更多人参与。

2012年3月22日星期四

觉醒的天鹅绒之公民不合作行动指南(第一阶段)


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指南(第一阶段):
1公开表达诉求-----先从各地的非暴力小集会开始,慢慢扩大影响力。快闪也可
2口号、漫画和象征物------有象征意义的政治、讽刺漫画,如蟹农场、变态辣椒作品,可广泛传播,风险相对较小。
3横幅、标语和张贴的宣传品 ------如“开往春天的地铁”,印自由光诚、释放肖勇、反GFW等卡片在(公交、地铁)车厢发放,类小广告,也可以印漫画张贴。
4传单、小册子和书籍 ------广泛传播国军抗战事实,中共窃取政权及卖国本质,质疑中共合法性。揭露食品安全问题,激起大众心里的不满,为大规模抗议打下基础。
5报纸和杂志 ------推荐阳光时务,比较中立,对国内公民事件关注度高。书籍:自由论、被围困的社会、批评官员的尺度、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等,可以在网盘、群工具广泛分享。

象征性的公开行为
6佩戴象征标识------比如胸章,集体换头像,添加动起来图标。
7裸体抗议------挡中央
8用油彩抗议,在城市建筑上喷涂“动起来”核心图标
9分享别国非暴力抗争经验视频,增强国人信心,提供参考经验。
10传播有象征性的电影,小说等作品 ------如电影V字仇杀者,撕裂的末日等。
对个人施加压力
11跟踪 ------人肉搜索 公布当事人信息
12奚落、嘲笑官员------让其淫威扫地
13烛光守夜
14幽默小品、讽刺剧-------重点推广讽刺段子。
15政治性悼念 ------如庆祝双十,悼念孙中山,悼念沦陷日
16退场、放弃荣誉------在类似的有影响力的场合发表一些有说服力的演说
17转身蔑视,喝倒彩------在记者会,发布会,听证会

社会性的不合作的方法
18抵制社会事务
19抗税 偷税漏税------你所缴的每一分税,都有可能是被它用来镇压、维稳。
20退出社会机构------退出中共控制下的社会组织
21个人的全方位不合作------可以不为自由而战,绝不给高墙添砖
经济性的不合作的方法
22经济性的抵制
23消费者抵制,不消费被抵制商品------少走国内银行渠道办业务,尽量少在内资银行储蓄,抵制股市抽血等,尽可能抵制垄断性企业消费。
24挤兑银行存款------集体的有计划性的挤兑存款,给银行制造麻烦,转换为其他各种理财方式。并宣传这一理念
25拒绝购买国债或地方债券
政治性不合作的方法
26拒绝政府权威
27拒绝向政府效忠
28拒绝提供公众支持 ------如不提供志愿服务
29宣传主张抵抗的文字和言论
公民与政府的不合作
30抵制立法机构,拒绝执行
31抵制政府部门机构和其他组织
32抵制政府支持的组织 ------如红十会,青基会,慈善总会,福彩等 及CCAV等中共一系列喉舌媒体。
33拒绝帮助执法人员 ------对执法人员不与配合,如调查取证
34拒绝解散现有的机构

公民不服从的替代办法
35消极的和缓慢的服从
36在没有直接监督的情况下拒绝工作
37散步或围观
38隐蔽的不服从
39不服兵役
40公民不服从不正当的法律
政府雇员的行动
41选择性拒绝接受政府人员的帮助
42拖延和阻拦政府命令和信息的流通
43执法人员故意怠工和选择性不合作
非暴力干预的方法

心理干预
44反诉(变原告为被告)
45非暴力骚扰 ------政府机构,办事人员,负责人,
46(在特定的场所)强行逗留游荡、进坐------形成围观
47非暴力进袭
48非暴力阻挡
49非暴力占领----重点是电视台,广播电台,借机发出自己的声音,唤醒民众。
社会干预
50建立新的社交模式------如使用Gtalk,Gmail, google+,Facebook, twitter等,重在建立新的信息发布和获取方式,取代替中共做恶的公司的服务,避免被监控,并广泛推广翻墙方法。
51使设备不堪负荷------攻击中共传媒系统
52浪费对方办公人员的时间 
53强行发言干扰
54建立取代性的传播系统------同社交模式,另可加大字报,第三方广播等
55公民不服从中性的法律即模棱两可的法律
56坚守岗位,拒同篡权者合作


不合作理念之媒体和组织策略

媒体

一个争取民主改革的人民运动要取得成功,必须拥有把它的信息传达给它的听众的手段。专制主义政权明白这一点,它们企图断绝或限制人们得到这些信息,于是就建立网络战争中心、制定限制拥有或使用计算机和传真机的严酷法律。例如,缅甸对使用“无执照"计算机和传真机的人就判处长期的监禁。有时限制人们拥有或使用卫星电话,政府有时干扰反对派团体的电视和境外广播,以图使公众得不到 信息。
一个暴虐的政府很容易控制报纸和国内其它大众传媒。建立出版审查委员会, 规定所有书籍、杂志和报纸在发行前必须送审,有时很有效。当所有的出版费用已 经发生以后才进行审查时,这会大大鼓励自我审查。报纸、其它出版物、电视和广 播电台有可能遭到收回执照、没收设备,以及业主和编辑人员受到人身威胁。为了 克服上述国内限制,境外制作新闻现在相当普遍,不论是一个缅甸的无线电台从挪 威广播,或是位于加利福尼亚的伊朗电视台向德黑兰的观众播放采访反对派领袖的
节目。塞尔维亚的民主运动就是在境外能够制做大众传播媒体的一个范例。在2000 年选举以前几天,超过 60 吨传单被运到该国加以散发。

商界

即使在最集中化的、社会主义的专制政权里,商业界仍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向 人民提供政府不提供的大量产品和服务。政府往往为了减少因消费品的短缺而产生 的政治化的公众不满事件,而默认非法的黑市活动。
跟商业界,特别是外国和跨国商业界合作也有其负面作用。人们有这样的感性 认识:国际企业情愿同专制主义政权合作,而不是同比较开放的民主政府合作。统 治者一旦相信达成交易的好处,需要同他协调的地方就不多了。诸如劳动条件、工 资、工会等,统治者往往能够悄悄地和有效地处理。要害在于国际性企业对一个政 府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可能不感兴趣。它们关心的是利润。民主运动面临的挑战是
如何使这些公司相信:变革正在到来,而将来对它们来说也许很重要的是,它们至 少被看作在行动上曾经是中立的。
从正面来看,本地和外国商业界的成员往往同本地、地区性和外国企业间有现 存的关系网络。当对它们有利的时候,本地和外国商业界的成员能提供对民主斗争 来说重要的资源,包括金钱、信使和顾问。


公务员 
公务员往往受到诽谤、批评、嘲笑和低估。有时,这些政府官僚被视为一群蚂蚁──成千上万的无姓名、无面孔、无头脑的工作人员,来往于他们的小鸽笼,做着各自琐碎的事。然而,政治领袖人物,像蚁群里依靠众蚂蚁而生的“后蚁"一 样,没有顺从的、有技能的公务员执行这些看起来无关痛痒的活动,就无法生存。 正是这些人,把命令转变成行动:他们发布规章制度,评估和征收税款,制定预算,办学校,把信息输入数以千计的数据库,为政府采购,管理飞机航线和港口, 派驻使馆人员,维护通讯系统等等,实际上,执行使政权能够保持其功能的所有任 务。离开他们,没有一个政府能够运行。
采用战略性非暴力冲突来寻求政权更替和民主改革的反对派团体,必须明白争取政府雇员支持的重要性。但也必须认识到,政府雇员的生计取决于他们对政府雇 主的服从,因此,雇员很少能反对政府,除非有明显的证据显示,统治者的其它支 柱已经严重削弱了。尽管如此,政府雇员支持反对派运动的决心,即使没有公开表示,也能有助于推进这个运动的事业。而其方式只受人们想象力的限制。

青年

专制主义政权的一个主要懮虑是如何防止年轻人政治化,除非这种政治化是支 持政府并受政府控制的。只要不准许学生和其它青年构成对政府稳定性的有组织的 挑战,反对派团体就被剥夺了促进政治改革的传统先锋力量。政府防止学生积极参 与政治反对运动的有些办法是人们熟知的。例如,公开反对当局的人被剥夺受教育 的机会。此外,可能关闭学校或建立多个分校以防止形成大的团体。由于违反了限 制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法律,可以强行施加长期的监禁。可以建立政府办的青年 活动项目,对威胁反对派政党的那些学生,提供金钱、食物、衣服和武器等回报。 有的人试图以年轻人“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来解释为什么年轻人往往愿意承担 处于革命运动前线的风险。一般来说,年轻人确实对职业比较少有依恋,也较少会 有主要家庭负担。他们也有一种年轻的生命热情和相信自己的不朽。这些只是解释 他们为什么参与的一小部份理由,因为年轻人有更重要的东西可能失去──他们的 生命和未来。更重要的是,提供青年参与的原动力的,不是他们可能失去什么,而 是在一个自由和正义的社会里生活,他们能得到什么。年轻人通常并不认为他们在 专制统治下的奴役是合理的。同样,他们一般也不会认可改变是不可能的。年轻人 有一种还没有因经验而被磨灭的本能,即能够区别真理和谬误,正确和错误,而不是一个含有无数分级的连续变量。正是这种理智上的清晰,激励着他们。
凡是考虑吸收学生和其它年轻人参加一个民主运动时,需要提醒一句。整体来看,他们在生活的各方面都是冒险者。如果没有清楚的指导和纪律,他们的行动可 能会过激,而且如果受到煽动,他们会表现出专制主义政权惯于利用的那些人一样 的流氓特征。对于一个运动的每一位参加者来说,需要有一个“行为准则",对于青年组织则尤其重要。这个行为准则必须伴以训练和坚强的领导,以减少发生有损害的行为。

工人

毫无疑问,全球化的势力使工人的生活到处更加困难。在发达国家,工会遭到 削弱,公司威胁将工作转移到劳动力比较便宜的地方去。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比较 关心生产转移到那里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而不是基本的工作场所安全、公平工资或 工人权利。权力失衡导致对工人的虐待。而民主、法治和结社自由,正是纠正这种 权力失衡的步骤。
把工人组织起来可能不容易,但一旦开始组织了,团结很快会蔓延。曾记得,波兰的民主运动是在革但斯克 (Gdansk) 造船厂的电工开始罢工以后迅速取得了胜 利。
对战略性非暴力斗争的计划者来说,运输及有关行业的职工是一支特别重要的工人力量。货物、人员和服务的流动发生任何混乱,会给当局带来即刻的经济和政 治代价。与此同时,战略计划者需要考虑如果公众得不到食物及其它必需品,可能 发生的意外后果。

宗教组织

历史上,有组织的宗教在政治斗争中曾扮演重要角色──多数情况下是站在寻 求改革的一边,有时则相反。宗教组织往往有精神的和财政的网络。这些网络遍及 它们所活动的社会,从富裕的名流到社会的草根。此外,由于宗教界领袖人物对宗 教和对社会都很了解,他们通常受他们的追随者和知道他们所作所为的人们的尊 敬,他们也往往能影响他人的态度和行为,远远超出道德和宗教教导的范围。他们 还能给反对派运动赋予一种精神的面貌,甚至成为反对派运动最有表达能力的发言 人。另一方面,他们也能为专制政权的狭隘得多的特殊利益,成为有同样影响力和 表达能力的发言人。因此,运动的领导者必须善于鼓励宗教领袖人物给予支持,或 者削弱他们可能具有的有害影响。

非政府组织 (NGO)

能在政府的直接控制和监督以外运作的任何团体或组织,都是民主运动的潜在 财富。国际非政府组织能筹措资金,同许多公众沟通,从国外获取需要的专门人 才,提供来自其它民主运动经验的远见卓识。国内的非政府组织,其活动范围和筹 款来源有时受到限制。无论国内还是来自国外的非政府组织,有时被政府的线人渗 透,但这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是不可克服的严重挑战。在非暴力冲突中,非政府组 织的重要价值之一在于:他们为公众提供某些服务,从而证明人们不需要完全依靠 政府。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能削弱专制主义政权为使公众服从所需要的那种既强制,又微妙的纽带。
有一个鲜明的例子,说明非政府组织能有效地削弱人民对专制政府的依赖。这是在 1962 年缅甸的奈温将军夺权以后不久,该国西部的若开邦遭遇了毁灭性的水灾。据报导,一位天主教传教士立即用无线电向该国其它地区和印度的传教士求援,很快就得到有效的响应。食品、衣服和建筑材料在几天以内源源不断运到。当 政府最后派小组进入该地区评估受灾情况时,他们了解到已经不需要任何政府援 助,人民靠自己解决了危机。据报,奈温对此事件极为恼怒,导致所有基督教传教 士被驱逐出缅甸。
但是,需要提醒民主运动,非政府组织可能有他们自己的目标。重要的是要了 解那可能是些什么样的目标,并保证它们同民主运动的目的和目标是兼容的。
其它的支持可以来自专业组织、政党、外国企业和外国政府,它们可以单独或 通过国际组织提供支持。也不应忽视小区里一些为特定兴趣而成立的小团体,如缝 纫小组、打猎和钓鱼俱乐部、读书俱乐部、语言学习团体、摩托车俱乐部、远足和 健行俱乐部、观鸟俱乐部、钱币收藏俱乐部、园艺俱乐部和体育俱乐部。战略性非 暴力斗争既需要控制权力资源,也需要民众的积极参与。各种组织里蕴藏着权力资源,并为集体行动提供必要的架构。

2012年3月16日星期五

不合作理念之独裁政权的存在基础

1. 权威

权威是声称有权统治并要求被统治者服从的基础。往往,以选举结果作为有权 统治的正当依据。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专制主义政权坚持要举行选举,然后对选票箱 做手脚,威胁选民,限制对手的竞选活动,并拒绝承认或接受对他们不利的选举结 果。对任何政府来说,合法性极为重要,如果被认为超越了宪法权力,或政权不合 法,那将会在国内和国际社会带来严重后果。
在国内,政府丧失表面上的合法性可能成为政治反对派合法化的主要因素。政 治反对派利用“社会契约"的概念,可能会宣称:如果政府在实质上破坏了一国的 宪法,那么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契约遭到了违犯,这就提供了依据,不再有义务对政
权给于服从、支持和合作。 在国外,一个政权丧失合法性会使国际社会易于接受对该政权实行经济和政治制裁的呼吁。政治和经济抵制有可能削弱这类政权,正如在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和缅 甸独裁政府所发生的那样。2002 年,津巴布韦被暂停英联邦会员国资格,是一个 深刻的声明,说明不欢迎穆加贝政权同那些已经从殖民主义转变为独立的民主国家 平起平坐。此外,一旦一个专制主义政权的统治权威受到严重侵蚀,民主的反对派团体也比较容易得到外部的财政和道义支持。然而,这些国际上支持的姿态本身, 从来不足以使独裁者丧失权力。另外,这类抵制也可能适得其反,如果其效果对公 众的损害大于对当权者的损害。
2. 人力资源

支持统治者、同它合作、并屈服于它的人数,是决定一个政权的权力的重要因素。这并不是说,如果大多数人民不喜欢现有的领导人,那么政权的变更就是不可避免的。它只是意味存在着变更的潜在可能性。历史上充满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例 子。另一方面,没有多数人的支持和合作,战略性非暴力斗争不可能取得成功。在 为民主的斗争中,人数很重要!


3. 技能和知识

在现代,执政要比以往复杂得多。在二十一世纪初,美国总统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然而,这个最强大的统治者对维修飞机和飞行时刻表,执行海事法,进行刑事调查,收税,制订战争计划,分配粮食,发展和维修网络通讯,等 等许多其它技能,都毫无所知或知之甚少。这就是说,人民所提供的技能和知识使 各级政府能够运作。没有这些贡献,政府就要垮台。


4. 无形因素

无形因素,如宗教、对服从和屈服的态度、使命感、或文化传统等,虽然难以衡量它们的重要性,却影响一个统治者同公众之间的关系。例如,曾经有一段时期,有些社会里,许多人接受“君权神授"的概念,即相信统治者是上帝在世上的代理人。不服从统治者被视为不服从上帝。在另一些社会里,如日本,天皇曾被视 为“亦神亦皇"。在那些情况下,不可能有民主。在二十一世纪初,有某些政府将 伊斯兰宗教同传统政治权力相结合的事例。尽管“西泽的物当归给西泽"是完全恰 当的,但首先要辨明,到底什么是属于他的。归根结底,民主是基于这样的信念: 统治者所拥有的任何权力是从人民那里“借"来的。


5. 物质资源

“谁出钱给乐手,谁就点曲子",对政治来说是千真万确的。对经济、财产、自然资源、通讯和运输的控制,是限制对公众能施用多大权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例 如,当国家拥有全部农田,它就有效地控制了所有农户生活的很大一部份。同样,在盛行新闻审查制度的地方,所有与新闻工作有关的人员,他们的生活就受到政府的控制或影响。在石油工业国有化的国家,依靠公众取得税收的程度就小。这种不 依赖于人民提供税收的情况,其效果是使政府控制钱袋的权力集中化。


6.制裁

强制人们服从和支持政府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的能力,受限于公众的支持、合作和默许。制裁既用来惩罚,也用来吓阻不受欢迎的行为。制裁不一定要是过度严厉或极端的,例如死刑或监禁,才能有效。解雇或拒绝雇用,丧失退休待遇,限制受 教育和升迁机会,旅行的限制(拒发护照),征用财产,切断水源以及其它制裁都 能有效地用来促使人们屈服。在有些专制主义国家,媒体实行自律,因为政府能够 通过控制新闻纸的分配或吊销广播电视执照来封闭出版社和新闻单位。这种制裁普遍存在。 每个政府都使用制裁工具。最常见的是用来约束反社会行为。在另一些时候,则为了政治目的用作恐吓和惩罚民众的武器。例如,纳粹德国曾用集体惩罚来吓阻 抵抗德军占领的地下运动组织采取行动。进入本世纪初,以色列政府曾为用集体惩 罚手段吓阻恐怖主义行动而辩护。由于个别人的行动而惩罚一个集体,可能违犯基 本人权这一点暂且不论,用它作为有效的威慑力也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集体惩罚和暗杀的效果可能与预期和想望的适得其反。集体惩罚可能导致决心报复,而不 是阻止今后的暴力行动。

2012年3月14日星期三

杂谈“重庆模式”与中国未来(葫芦僧)


天时、地利俱在,薄熙来却堪堪未得人和。其实,有"打黑唱红"的劲头,不如就在重庆搞它一场全市市民的民主选举,那就将上有国宪,下有选票,那个政治前景绝对不比现在这个局面差!
西方红,太阳升,重庆出了个薄泽东。前两年《薄熙来之歌》传唱的时候,好像依然谦虚,没有把这句歌词写进去。不过,似乎也是打从这首歌出现,薄熙来开始不那么谦虚了。

他的"不谦虚",迄今至少已经有了一个标志,那就是提出了所谓"重庆模式",据说这个模式就是中国的前途所在,而且也是世界的希望所在――当然了,对于中国人来说,除了中国之外,那是没有人能够给人类世界以希望的。所以,在汉语词典里,"中国的前途"和"世界的希望"本来就是同义词,就像"红"与"赤"、"权"与"钱"、"共产党"与"腐败"一样,你不能想象把他们之间做出什么区分。不过,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夜郎自大的民族,偏偏认了几个卷头发、钩鼻子、好像不懂中国话的祖宗,那就是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而且一认百年,至今还要磕头供奉。也许了,"贼"就是"爹","爹"就是"贼",也属于同义之列,汉语词典洒家自承还是读得不够精到了。

薄书记堪比毛主席

自从有了"重庆模式",薄熙来的高度,那也就只有毛泽东可比了。试想,咱们民族的这种内存量不怎么大的记忆当中,除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当然今天还有薄书记他年轻人家,哪里还有第三个人,有这种气魄、远见、胆识、本领,能够引领世界未来?!我党虽说自在娘胎受精以后就从来伟大、光荣、正确,但也并不是每个领袖都具有这种伟光正素质的,其实多年来甚有退化迹象,一蟹不如一蟹,个子本来是越发见矬了。那个不读书、不看报、就会打桥牌、杀学生的邓小平,自封我党"第二代领导核心",最大的"理论"能耐,不过就是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认为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很了不起了似的,他的世界眼光就是当缩头乌龟,"韬光养晦"。那个会唱戏、会说英文、还会欣赏宋祖英山歌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搞了个"三个代表",一字不提世界人民、地球明天、人类希望、宇宙未来,说来说去就是光顾着代表咱中国人民了,居然认识不到,你能代表中国人民,还不就能代表世界人民了?白相相的小家子气嘛!也许就是因为这种小家子气一气漫延,这倒好了,到了"第四代",搞得连个什么"核心"也没有了,这位"为首的"当然什么也干不了了,宗旨就是"不折腾",民间解读说是"不作为"――就是什么也不干的意思。盛世皇帝我自为之,作威作福我自为之,至于天下百姓,是水深还是火热,管他娘!

于是给了薄书记机会。这位同志一有机会就不得了,三弄两弄就把自己给整成一个山寨毛主席了。"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问题是,当代的遵义会议还不知哪辈子能开成,所以薄熙来同志尚不具备"照到哪里哪里亮"的电力。说实话,他基本上还处于"共产党,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的这个阶段,处处显示出自相矛盾。别的不说,单说他那爱子瓜瓜,在他英明指引下所走的生活道路,就和他本人的种种伟大教导南辕北辙。毛泽东把毛岸英送到朝鲜前线炒鸡蛋,薄熙来把薄瓜瓜送到哈佛大学啃面包,有得一比啊!

其实他更像"中国普京"

其实,看卖相,薄熙来更像普京,就是那个眼看要做第三届俄国总统的北方同志呀。两位都是要帅有帅,要酷有酷,要冷血有冷血,要干劲有干劲,既下得了黑手,也撑得起台面。也许薄书记目前还没有学会开飞机,但并不说明咱中国、咱重庆的领袖就比老毛子普京有逊色之处。不谦虚地说,薄熙来好多地方都比普京强很多。个头比他高,盘儿也比他靓,那一笔龙飞凤舞的书法普京根本没法儿比,引经据典、口若悬河的口才恐怕也远远比他棒。真要让我们薄书记评论普京,那恐怕还是会引用毛主席一句诗:"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可是,不管说什么,薄熙来有一条,那是比人家普京差得太远、太远、太太远了;糟糕的是,这恐怕正是薄熙来最在乎的一条:比薄熙来小三岁的普京,早在十二年前,正当四十七岁壮年的时候,已经坐上了大俄国的总统宝座,一坐就是八年,从此成为俄罗斯的无可匹敌的领袖,权力与地位都比当年的沙皇还要强大和威风;而个人条件只比普京强、不比普京差的薄熙来,到了五十八岁的时候,才勉强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个二十五人的权力机构中吊了车尾,成为盛世中国排名第二十五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而且还要因此被发配西南,实际上只是个地方领导人。就是现在,眼看薄熙来明年就要六十三岁高龄了,究竟能不能挤进下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国排名第九位前后的"最高领导层"的垫底成员,天可怜见,居然还在不确定之数。而且,这次搞不上的话,六十八岁就要告老还乡了,而人家普京那边,却在又干了四年总理之后,卷土重来,欲再登总统宝座,要创俄国和世界历史的先例。普京如果再干八年总统,也会在六十八、九岁的年纪退休――可是,那将是与薄熙来完全不一样的退休!遥望北方,薄熙来欲哭无泪呀!

天下可有"薄利钦"?

有人说,普京还不是靠了叶利钦钦点上位,他哪是什么开天辟地之主?这话说得也对,符合历史实际。洒家因此深问一句:那叶利钦又是靠了什么上位?这个答案,人人明白(至少,玩政治的人,人人明白),咱们暂且不提;洒家也别扯得太远,还是回到重庆的薄书记身上:如果薄熙来堪比普京,那么谁会是薄熙来的"中国叶利钦"?

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了不是?其实,实话实说,也不难回答,答案就是两个字:没有!对薄熙来来说,世界上并没有"中国的叶利钦"这么一个人。薄熙来的悲剧,就在这里;更悲剧的是,薄熙来所卖命的中国共产党,二十年来,全力以赴要阻止的,就是防止中国出现叶利钦。

这岂不是说,薄熙来的利益,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大有相互矛盾之处?你不妨这么说。其实这也不奇怪,毛主席的利益,和他所缔造、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利益,相互之间还大有矛盾之处呢。要不然,毛老人家早就名正言顺地做了皇帝;就算毛岸英早早死了,他要传位江青同志那也是别人只能三跪九叩的。毛主席要防止中国出赫鲁晓夫,结果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们抓了毛夫人,走了修正主义道路。薄熙来盼望中国有个拉拔他普京的叶利钦,但是中国的勃列日涅夫们掐死了一切貌似叶利钦的婴儿――怪不得薄书记与毛主席心有戚戚焉。

怨天?反正薄熙来没有普京的命。恨地?其实薄熙来本人倒有叶利钦的运!当年,叶利钦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却与民主派站在一起,借助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一场选举,当选苏联下面的那个俄国的民选总统,其来自民意授权的政治合法性,一下子就逼使根本没有民意基础的庞大苏联土崩瓦解。苏联变回俄国,叶利钦成为国家总统。薄熙来也是当政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成员,也是这个国家的最大城市的市委书记;薄熙来也知民意、有雄心――中国的叶利钦,非薄熙来其谁也?
可是,薄熙来打错了旗,走错了路。天时、地利俱在,薄熙来却堪堪未得人和。他被老毛迷住了眼,走上了"打黑唱红"的"重庆模式"。其实,反正都是想讨好老百姓,你有这个劲头儿去"打黑唱红",莫不如就在重庆搞它一场全市市民的民主选举,难道中南海敢说这个事情是非法的?就算他说了,那又怎么样?非法还是合法,中国现有宪法。你薄熙来那就将上有国宪,下有选票,相信世界舆论也会爆炸性地支持你。那个政治前景将会怎样?恐怕这就需要一些想象力了。洒家敢说,那绝对不比现在这个局面差!

可惜,聪明如薄熙来者,居然搞不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倒被那个什么徐鸣和"新左派"牵着鼻子走,说得不好听,就是被人家给利用了。徐鸣者,"虚名"也。什么"打黑唱红",什么"重庆模式",都是为的什么呢?到头来落得一场虚名,六十八岁去给瓜瓜抱娃娃去了。到那时,不知薄熙来会不会明白:民主选举这东西,真的也好,假的也好,那才是薄熙来的利益所在;反资本主义的"新左派",轰轰烈烈闹运动的毛泽东,那都是薄熙来的克星――薄熙来最倒霉的时候,并不是2007年08年间远赴重庆上任,而是毛泽东红太阳高照的文革岁月;而薄熙来最顺风的时候,却是在商务部长任内,和西方资本主义大谈生意经。一个人搞反了自己的人生逻辑,这样的人只能说是无可救药。比起薄熙来,也许人家普京千不行、万不行,可是,在洒家这旁观者的眼里却看得清楚:普京权力再大,对于俄罗斯民主再怎么倒行逆施,却从来没想要当什么"列宁二世",也从来没有要回到斯大林时代――普京这么伟大,列宁、斯大林又算得了什么东西?

世间只有胡锦涛,天下已无叶利钦。 摆在薄熙来面前的,本有两条路:一条是毛泽东之路,"农村包围城市",人家那是靠井冈山打出来的,"唱红"不过是后来"顶峰"时代的一点儿杂耍;一条是叶利钦之路,"地方顶替中央",要利用老百姓的选票把无能的中央政权做掉,普京也不过是叶利钦政治生命的延长而已。薄熙来看得不明白,干得不利索,哪条路也不沾边儿,只是眼馋壮年普京、意淫晚年老毛而已!罢了,罢了,什么"重庆模式"?什么"中国未来"?黄粱美梦惊醒在即,华蓥山下红旗乱矣!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12月号

不合作理念之人民为何服从于独裁者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让‧雅各‧卢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
为了试图响应类似上面所引的论述,吉恩‧夏普博士提出了以下的问题:一个 统治者怎么能够获得并维持对他的无数臣民的统治?他们这么多人为什么屈从于 他,服从他,尽管这么做显然对他们不利?
吉恩‧夏普所提出的上述问题,成了他深刻分析“人们为什么服从"的基础。 本章大体上提供了这个分析。权力的多元化模型(第一章),把权力资源划分为各 个支柱(第二章),以及服从,这三者是理解战略性非暴力斗争的理论和应用的三 大法宝。因此,必须透彻了解人们为什么服从,有时服从到这样程度,甚至为他们
所坚决反对的事业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服从是“政治权力的核心"。如果人民不服 从,统治者就无法统治。非暴力斗争的战略,正是基于这一深刻见识。如果我们决 心要激励民众撤回他们同意受独裁者或其它专制政权的统治,我们就应当先了解为 什么人们本来就会服从。

习惯

大多数人之所以服从,其原因来自服从的习惯。我们习惯于服从有权威的人。 自幼以来,我们就受权威的支配。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权威始于我们的父母、兄 长、祖父母和其它亲属,并转移到老师、警察,甚至权威的象征。例如,我们出于 习惯服从交通信号灯──即使是在无人的十字路口。
军队里新兵训练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建立新的服从的习惯。新兵很快学会立刻并毫不置疑地服从教官的命令。长时间的、重复的队列训练和不停的威吓性监督同现 代化战争技能毫无关系,但它们同培养服从命令的习惯却很有关系。此外,当兵的 基本技能例如使用武器,通过重复训练被深深印入,以至无需有意识的思考,单凭 习惯就可以执行。
我们当中有烟瘾的人,懂得习惯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吸了几支烟,不记得什么时间吸过烟,烟价涨到天价了还不戒烟。要戒掉这种习惯,包括服从权威的习惯,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做出戒掉它的决定,不断提醒自己已经做了这个决定,并反复重申为什么戒掉那个习惯很重要。

害怕制裁

人们之所以服从,另一个原因是害怕因为不服从而受到惩罚。当我们违犯法律时,国家权力可以用来对付我们。我们可能被罚很多钱。国家可能没收我们的财 产。国家可能把我们送进监狱。国家甚至可能因我们不服从其法律而处死我们。制 裁的目的是惩罚违犯者,并吓阻其它人违犯同一或类似的法律。与得到公众自愿支 持的统治者相比,专制暴君更依靠人们对制裁的恐惧来保证对他的服从。

自身利益

有许多人会说他们强烈厌恶他们的政府,同时却积极支持它。考察一下支持政府的人所能得到的自身利益和个人报酬所起的作用,就能充份解释这个悖论。例如,军队成员奉行不得人心的,甚至残暴的政策,会得到什么个人报酬?升迁、奖 章、威望或退休收入可能是考虑的因素。在一个由国家控制,大多数人受雇于政府 的经济制度里,一个人不失业同自身利益息息相关,因为可能没有别的就业机会。 另一些人可能会因支持某个政权而获得重大的金钱报酬。我们不应当谴责每一个出于自身利益而支持一个不得人心的政府的人。每一个这样做的人有其自身的理由。许多人认为没有别的选择。我们的任务是论证:不服从可能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
道德责任

在每一个社会里,有一种共通的意识,即服从是人的道德责任。这种服从的责任来自:社会的共同利益。人们有理由说,法律是保护全体人民的。有些法律保护 我们不受他人的反社会行为的侵害(抢劫、谋杀、强奸)。另一些法律保 障社会的总体利益(物资和服务的分配、征召青年入伍、税收)。有时, 我们甚至会认为服从一个令人憎恨的统治者对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好处,因 为我们不相信另一种选择会让我们活得更好。约瑟夫‧斯大林显然是一个 暴君。然而,千百万的人曾经服从他,因为服从被认为有利于社会的共同利益。甚至在知悉斯大林对 2000 多万人被谋杀负有责任以后,有些俄罗 斯人仍向往“过去的好日子"。朋辈压力可以看作是这种服从的道德责任的一种反映。要记住---朋辈压力是一支双刃剑,它可以是改变行为模式 的有用工具。

超人因素


有时候,统治者被授予一种超人或类似神的性质。当人们把一个统治者看成全能的或某个宗教的化身时,想不服从那个统治者都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在希特勒处于他统治的顶峰时,谁敢不服从他?把领袖神化的这种做法历史悠久。多少世纪以 来,人们接受“亦神亦皇"和“君权神授"的概念。这种神授统治的观点的另一变种,是二十世纪里宗教和国家融为一体的伊朗。为了反击这种使人服从的因素,我们只需要说真话──人不是万能的,统治者也不是神的代理人。

心理上与统治者的认同


有些人把他们的统治者看作自己家庭的延伸。有点像一个足球队的支持者,当他们的球队赢的时候,他们经历欢乐,而球队败的时候,他们经历悲痛。同样,一个统治者也成了个人的延伸。如果人民和统治者共同经历过一段困难,例如为独立 而斗争,则尤其是这样。(一些臭名昭著的独立战士包括胡志明、奈温将军和罗伯 特‧穆加贝)。如果这种家庭的延伸是一个人服从的因素之一,就必须有说服力地阐明,这种与统治者的认同已经不再有道理了。

淡漠区间
有些人对几乎所有哪怕极少可能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法律,表现一种漠不关心。他们之所以服从,只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惹来的麻烦太不值得。就多数人对 大多数法律的态度来说,这也许是一种合理的假设。然而,当一些限制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法律侵入这个淡漠舒适区间时,就可能发生问题。民主反对派的任务在于提醒公众:对这种侵入表示淡漠已经不再恰当,因为施加于公众的日益隐蔽的限制, 侵蚀着个人自由,而这种淡漠助长了社会的奴役化。

缺乏自信


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人对自己,对自己的判断力,甚至对能否让自己具有抵抗或不服从的能力缺乏信心。在专制统治持续数十年的条件下,社会也许缺乏作决定的经验,或很少有机会发挥领袖才能。或许有些人以为他们的统治者比自己更有资 格作决定。对于一个抵抗运动来说,重要的是,人们可能感到他们不能成功地反抗 政府,或参与自身的解放。恢复公众对自己能够评价统治者行动的信心,进而根据 这些评价采取行动,对非暴力斗争来说至关重要。有时候,我们以为是“漠不关心"的,实际很可能是缺乏自信心。


结语


我们考察了人们为什么服从他们的统治者的几个原因。这些原因反驳了服从是“天然的"这一论点。人类在遗传上没有注定要顺从。服从主要是习惯、恐惧 和利益的一种结合。而习惯和利益是可以改变的,恐惧是可以克服的。

不合作理念之非暴力行动方法

抗议和劝说


抗议和试图劝说的行为向政府提出一个信号,表明亲民主的力量对政府的某些作为和政策有严重的不同意见和异议。这些抗议的意图主要是象征性的。此外,这些行为也让公众知道,非暴力的反对派运动正在挑战政府滥用权力的某些具体行 为。虽然,非暴力抗议和试图劝说的行为可以有利地运用于战略性非暴力运动的任 何阶段,但它们通常是在斗争的早期,甚至是公开创始时引用。
不论选择什么方式的抗议和劝说,这些行为应当得到广泛的媒体报导。示威和 抗议信如果没有人知道,不会产生什么效果。在 1960 年代的越南,吸引全世界注 意的一个抗议和劝说的惊人例子,是几位和尚为抗议美国支持的西贡政府而自焚。 这些自杀行为确实让许多人思考,为什么一个人会经受如此痛苦的死亡作为政治抗 议的手段。这一牺牲的目的是达到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组织者邀请了国际新闻 单位来报导和拍摄这个事件。
这些方法并不构成对第一章里讨论的,对手的权力资源的直接攻击,而是一些 间接攻击,旨在把政府的行动揭露在公众面前,表达对这些行动的异议,并试图劝 说政府和其它人需要变革。非暴力斗争远远不只是表达不满。

不合作

不合作是反对派运动可以运用的最有力的一类非暴力方法。在战略范围内机智地选择和计划这一类行动,会增强去除政府权力资源的可能性。全体人民,而不只是服兵役年龄的男子,都可以攻击政府的权力资源(即权威、人力资源、技能和知 识、物质资源、无形因素、制裁)。任何政府,没有人民的合作就无法生存。不合 作试图传递的信息是:“我们,人民,不再帮助政府压迫公民。”其目标是让政府 难以运作。当所选择的行动支持非暴力的战略,而且是精心策划而不是杂乱无章的 时候,不合作的影响最大。
与针对政府的支柱所进行的国内的不合作战役相结合,还应当致力于争取国际 的支持,实施以取消合作为重点的制裁。在国际层面上以及国内的不合作,有助于 政治变革的支持者。取消国际上对政府的支持的手段包括:劝阻或禁止投资或进 口,在国际论坛上反对该政权的政策,限制官员申请签证,限制本国公民到暴政所在国旅行,将外援局限于非政府组织所管理的、直接用于人道需要的项目。

社会性不合作

国内的每一个人都能实行社会性不合作。避免与指定的政府成员有社会性来
往,对官员和他们的家庭成员来说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社会名流可以停止邀请政
府官员参加社会性集会,拒绝参加政府资助的和预期有官员在场的私人社会活动。 可以从邻居和非政府组织举办的社会性集会的邀请名单上,除去政府官员的孩子和其它亲戚的名字。家长可以不让孩子同政府官员的孩子见面或交友。回避社交活动 能传递这样的信息:人们不能容忍那些支持政府的人。但是,这种回避应当审慎和 精确地使用。如果用得不当,它会干扰正在进行的,把政府的支持者引向反对派阵 营的努力。可以抵制给当局增添光彩的社会活动和体育比赛。甚至穿着令政府不悦 的衣服,也是一个不合作行为。被选为不合作目标的那些人,很快就会意识到这类 不合作所传递的信息。
在美洲处于殖民主义的时期,麻萨诸塞州的总督有一次埋怨说,尽管他代表英 国国王,他却只是一个囚徒。没有人服从他,当地的民兵不理他,人们无视他的命 令和指示,教堂的成员也躲避他。

经济性不合作

所有的政府,都需要有收入才能提供人们要求它提供的公共服务。基于这个显
而易见的事实,作为战略性非暴力行动的一种方法,经济性不合作旨在通过破坏或
减少对政府支持者的经济刺激,来攻击对政府的支持。为了购买执行政策所需要的 商品和服务,需要有资金。通过减少或拒绝提供必要的资金,经济性不合作能够损
害政府保持其支持者的效忠的能力。 拒付或少付税(“避税")是经济性不合作的一个例子。同样的例子还有:消费者抵制能给政府提供收入的产品或服务;举行有助于造成经济不稳定的罢工;挤兑银行存款从而引起国际投资者不能不顾的金融危机。此外,有时能劝说国际公 司、行业协会、国际非政府组织等拒绝同指定的政府进行经济合作,从而进一步削 弱政府的经济健康状况。经济不稳定不仅导致政府支柱的削弱,它还分散了和限制了政府反击反对派的政治性不合作的努力──这对非暴力斗争的总体战略目标是一个不小的贡献。 在战略性非暴力斗争中,跟踪政府进出的硬通货流动很重要。其目的是找出这一路上有哪些点容易受经济不合作方法的攻击。在有些情况下,硬通货来源于自然 资源的销售,还有由于劳动力低廉而出售的产品和服务。对于出口,运用经济性不合作方法最有效的对象是在出售地,而对政府进口来说,最易受攻击的是在商品的产地。

政治性不合作

针对一个政府的任何和一切不合作行为,作为战略性非暴力运动的一部份,都带有“政治”性。政治性不合作的一个附带好处是,它同时有助于加强公民社会的力量。民间组织能取得经验和增强它们对政府采取行动的能 力的信心,不论是单独行动或是与其它志趣相同的团体共同行动。
政治性不合作是对政府的直接攻击。可以利用声明、宣言、以及拒绝政府自认 的权威从而拒绝承认其合法性的其它文件,使公众相信政府无权行使其权力。在这 些抗议行为以后,再继之以抵制政府机构,公务员怠工,和一般公众有无数机会实行的公民不服从。如果广泛而坚持不懈地实行,就能使一个专制政府的权力失去效 用甚至瓦解。

干预


干预的行为,就是其意图或效果是破坏既定的行为模式、政策或机构的那些非 暴力行动。这些行为也可能有创建新的行为模式、关系,甚至新的机构的效果。由 于这些方法比较直接地挑战现状,它们对当前的争端提供比较立竿见影的能见度, 对权威的比较直接的挑战,以及比较迅速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同旨在抗 议和不合作的行为相比,干预的行为也可能导致更快的和更严厉的镇压。
美国最近的历史提供了一些例子,说明第三方的干预能如何有效地改变既定的 行为模式和社会关系。在美国的民权运动期间,在午餐柜台前的静坐就是能见度很 高而且很有效的行动,直接攻击并迅速终止了餐馆里的种族歧视。而且,这些运动 还带来了促使立法解决更广义的种族歧视问题的必要的能见度和迫切感。这些行动 发生以来,已经过去数十年,人们有时忘记了在静坐时曾经发生的暴力。静坐引起 无数殴打事件、放出警犭及其它暴力行为。当局往往施加的这种暴力,引发了政治
柔术,即对和平抗议者施以暴力的权力刺激了更加强大的正义力量去反对种族歧 视。10 在反对专制政权的战略性非暴力斗争中,站在人民这一方的正义力量不一 定是全国的政府,而是可能需要来自国际社会的增援。
2002 年  12  月国际和平部队被派往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省是国际干预的一个例 子。他们的任务是陪同人权观察员和人道援助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遭到反对改 变亚齐省政治地位的人暴力攻击的威胁。与此同时,这些国际观察员的在场,也制 止了那些主张自治或独立的团体的成员对印度尼西亚政府当局实行暴力。国际干预
的又一个例子是用外国人做非暴力保镖,保护巴勒斯坦农民和其它平民不受以色列 移民和以色列国防部队的攻击。
干预的行为能削弱政权的支柱,也可能加速这些支柱的崩溃。有了一个慎密考 虑的战略,就能够迅速调整支持计划,去利用眼前的机会。如果没有一个预见到会 有需要调整的战略和计划,势头就可能减弱。而势头的这种减弱使对手有时间反应 和重新组合。反之,如果政府的机构感觉到干预者的行为直接威胁它们的生存,它
们的成员就很可能会团结在领袖周围而准备“殊死搏斗"。为了减少政府支持者受 围困心理影响的这种可能风险或其冲击,应当考虑并及早实施一个以这些权力资源 为对象的宣传活动。
选择什么非暴力行动方法为恰当,取决于用它要达到什么目标。有时候,一个运动或一些组织可能根据某种偏好或已知的能力选择某个方法,然后可能,也可能不,为这个非暴力行动选择一个目标。这种做法“本末倒置"。理想的情况下,应当先考察目标,然后查看方法的菜单,选择提供有利于实现战略和战术目标的适当手段的那些方法。他分为三大类,即抗议和劝说、不合作、 干预。

10       政治柔术简短定义为“在为改变权力对比而进行的非暴力斗争中可能起作用的一个特殊过程。 在政治柔术中,对手针对非暴力抵抗者所采用的暴力镇压造成的反感,转而在政治上对对手不利, 从而削弱他们的权力地位,同时增强非暴力抵抗者的力量。"较完整的定义见附录一,“非暴力斗 争中的重要词汇。"

2012年3月6日星期二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vs新民主主义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一、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

二、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
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
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
行。

三、其次为民权。故对于人民之政治知识能力,政府当训导之,以行
使其选举权,行使其罢官权,行使其创制权,行使其复决权。

四、其三为民族。故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
决自治。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井同时修改各国条
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

五、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
时期。

六、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扫除
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

七、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

八、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
筹备自治。其程度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
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之道路修筑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权使用之训
练,而完毕其国民之义务,誓行革命之主义者,得选举县官以执行一
县之政事,得选举议员以议立一县之法律,始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

九、一完全自治之县,其国民有直接选举官员之权,有直接罢免官员
之权,有直接创制法律之权,有直接复决法律之权。

十、每县开创自治之时,必须先规定全县私有土地之价,其法由地主
自报之,地方政府则照价征税,并可随时照价收买。自此次报价之
后,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会之进步而增价者,则其利益当为全县
人民所共享,而原主不得而私之。

十一、土地之岁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
水力之利,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而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育
幼、养老、济贫、救灾、医病与夫种种公共之需。

十二、各县之天然富源与及大规模之工商事业,本县之资力不能发展
与兴办,而须外资乃能经营者,当由中央政府为之协助;而所获之纯
利,中央与地方政府各占其半。

十三、各县对于中央政府之负担,当以每县之岁收百分之几为中央岁
费,每年由国民代表定之;其限度不得少于百分之十,不得加于百分
之五十。

十四、每县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之后,得选国民代表一员,以组织代表
会,参预中央政事。

十五、凡候选及任命官员,无论中央与地方,皆须经中央考试铨定资
格者乃可。

十六、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代
表会得选举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至于该省内之国家行政,则省
长受中央之指挥。

十七、在此时期,中央与省之权限采均权制度。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
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归地方。不偏于中央集
权或地方分权。

十八、县为自治之单位,省立于中央与县之间,以收联络之效。

十九、在宪政开始时期,中央政府当完成设立五院,以试行五权之
治。其序列如下:曰行政院;曰立法院;曰司法院;曰考试院;曰监
察院。

二十、行政院暂设如下各部:一、内政部;二、外交部;三、军政
部;四、财政部;五、农矿部;六、工商部;七、教育部;八、交通
部。

二十一、宪法未颁布以前,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而督率之。

二十二、宪法草案当本于建国大纲及训政、宪政两时期之成绩,由立
法院议订,随时宣传于民众,以备到时采择施行。

二十三、全国有过半数省份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
全成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

二十四、宪法颁布之后,中央统治权则归于国民大会行使之,即国民
大会对于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有罢免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
权、有复决权。

二十五、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而全国国民则依宪法行
全国大选举。国民政府则于选举完毕之后三个月解职。而授政于民选
之政府,是为建国之大功告成。

           民国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孙文书(印)

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二日 《追悼专号》影印手迹
原件

注:本件由孙中山起草后提交代表大会,与大会宣言并案审议。今所
收录的是孙中山事后手写件。



         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

         1940年1月


  这是毛泽东一九四○年一月九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
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
化》,载于一九四○年二月十五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
同年二月二十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登载
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一 中国向何处去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
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
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文化人和青年学
生,感觉锐敏,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
了。因此,趁着《中国文化》⑴的出版,说明一下中国政治和中国文
化的动向问题,或者也是有益的。对于文化问题,我是门外汉,想研
究一下,也方在开始。好在延安许多同志已有详尽的文章,我的粗枝
大叶的东西,就当作一番开台锣鼓好了。对于全国先进的文化工作
者,我们的东西,只当作引玉之砖,千虑之一得,希望共同讨论,得
出正确结论,来适应我们民族的需要。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
“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
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
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
检验真理的尺度。我想,这可以算作《中国文化》出版的态度。

二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
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
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
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
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
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
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三 中国的历史特点

  我们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但是这种新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
样子的文化呢?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
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
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⑵。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
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
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
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
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⑶他又
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
造世界。”⑷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
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
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
点。

  这样说来,问题是很清楚的,我们要革除的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
中的反动成分,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的;而我们
要建立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
新经济。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
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

  所谓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是什么?而所谓中华民族的旧文
化又是什么?

  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
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
则是封建的文化。

  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
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
会。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
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
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
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作为统治的东西来说,这种社会的政治
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
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

  这些统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就是我们革命的对象。我们
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
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
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

  那末,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又什么是中华民族的
新文化呢?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
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
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
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由此可以断言,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
治;所谓中华民族的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所谓中华民族
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
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
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

四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而其
第一步现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
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那末,这个历史特点是怎样形成的呢?
它是一百年来就有了的,还是后来才发生的呢?

  只要研究一下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发展,就知道这个历史特点,
并不是从鸦片战争⑸以来就有了的,而是在后来,在第一次帝国主义
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形成的。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个形
成过程。

  很清楚的,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
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
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
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这个第一步的准备阶段,还是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即
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
的。中经太平天国运动⑹、中法战争⑺、中日战争⑻、戊戌变法⑼、
辛亥革命⑽、五四运动⑾、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今天的抗
日战争,这样许多个别的阶段,费去了整整一百年工夫,从某一点上
说来,都是实行这第一步,都是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间中和不同的程
度上实行这第一步,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
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为了完成第一个革命而斗争。而辛亥革
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这个革命,按其社
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
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未完成,还须付与很大的气力,这是因为这
个革命的敌人,直到现在,还是非常强大的缘故。孙中山先生说的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就是指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的革命。

  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
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
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

  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
命的一部分。

  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
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
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
代。

  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
的土地)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
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
代,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
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的时代,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天
一天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面解放出来并宣布他们赞
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
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
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
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
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
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
同盟军了。

  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
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
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
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
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
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
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这种革命,在其进行
中,因为敌情和同盟军的变化,又分为若干的阶段,然而其基本性质
是没有变化的。

  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
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
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

  因此,这种革命,就不能不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
部分。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的命题,还是在一
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的。这是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而为当时一切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们所赞成
的。不过那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发挥,以致人们还只是模糊地认
识这个问题。

  这种“世界革命”,已不是旧的世界革命,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
命早已完结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同
样,这种“一部分”,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
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
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

  斯大林还在一九一八年所作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的论文时,就说
道:

  “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的是:第一,它扩大了民族
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
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
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
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
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
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
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⑿ 

  从这篇文章以后,斯大林曾经多次地发挥了关于论述殖民地半殖
民地的革命脱离了旧范畴,改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
理论。解释得最清楚明确的,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发表
的同当时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争论的文章。这篇文章载在张仲实译
的《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一书上面,题目叫做《再论民族问题》。其
中有这么一段:

  “舍米契引证了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年底所著《马克思主义与民
族问题》那本小册子中的一个地方。那里曾说:‘在上升的资本主义
的条件之下,民族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相互之间的斗争。’显然,他企
图以此来暗示他给当前历史条件下的民族运动的社会意义所下的定义
是正确的。然而,斯大林那本小册子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写的,那
时候民族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还不是一个具有全世界意义的问
题,那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要求不是当作无产阶
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当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自那时候
起,国际形势已经根本地改变了,战争和俄国十月革命已把民族问题
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了,——要是看不清这一点,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列宁还在一九一六
年十月间,就在他的《民族自决权讨论的总结》一文中说过,民族问
题中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点,已不再是一般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它
已经变成一般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了。列宁以
及俄国共产主义的其他代表者关于民族问题的以后的一些著作,我就
不用讲了。现在,当我们由于新的历史环境而进入于一个新的时代—
—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舍米契在这一切以后却引证斯大林在俄国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所写的那本小册子中的一个地方,这能有什么意
义呢?它只能有这样一个意义,就是舍米契是离开时间和空间,不顾
到活的历史环境来引证的,因而违反了辩证法的最基本的要求,没有
考虑到在某一个历史环境下是正确的东西在另一个历史环境下就可以
成为不正确的。”

  由此可见,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
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还在一九一四年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
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
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
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不管被压迫民族
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
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
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
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

  中国革命到了今天,它的意义更加增大了。在今天,是在由于资
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已经一天一天把世界拖进第二次世界大
战的时候;是在苏联已经到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期,有能
力领导和援助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战争,打
击资本主义反动的时候;是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正在准备打
倒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
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已经形成了一
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在今天,我们是处在这种时候,那
末,应该不应该估计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是更加增大了呢?我想是应
该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

  这个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中又分为许多小阶段),其社会性
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
命,但早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现在则更成
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同盟
军。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
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
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
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特点,这就是二十年来(从一九
一九年五四运动算起)的新的革命过程,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生动
的具体的内容。

五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中国革命分为两个历史阶段,而其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的革
命,这是中国革命的新的历史特点。这个新的特点具体地表现在中国
内部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上又是怎样的呢?下面我们就来说明这种
情形。

  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五四运动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
帝国主义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
子)。这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
登上政治的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
命。例如辛亥革命时的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阶级。

  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
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
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
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
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
进行的。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
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
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
政府(这后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可
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它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
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旧俄帝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在旧俄帝国,
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是侵略别人的,所以俄国的
资产阶级没有什么革命性。在那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
级,而不是联合它。在中国,因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被人侵略
的,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
性。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
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

  但同时,也即是由于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
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
命敌人的妥协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
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
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
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
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至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
以国民党为代表,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这一个长的时期内,一
直是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并和封建势力结成同盟,反对革命人民
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曾在一九二七年及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一
度附和过反革命。在抗日战争中,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以汪精卫⒀
为代表,又已投降敌人,表示了大资产阶级的新的叛变。这又是中国
资产阶级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法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
之点。在欧美各国,特别在法国,当它们还在革命时代,那里的资产
阶级革命是比较彻底的;在中国,资产阶级则连这点彻底性都没有。

  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
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
就是欧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也是同具的。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
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这是世界各国资
产阶级的一般规律,不过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罢了。

  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
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
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
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
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
了。

  所以,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
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
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
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
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
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
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

  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
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
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
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
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
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
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
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
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
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因此,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
分,基本地不外乎这三种:(甲)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乙)无
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丙)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

  第一种,是旧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今天,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
爆发之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民主气息,已经转变或即将转
变为资产阶级的血腥的军事专政了。某些地主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
国家,可以附在这一类。

  第二种,除苏联外,正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酝酿着。将来要成为
一定时期中的世界统治形式。

  第三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
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然会有某些不同特点,但这是大同
中的小异。只要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国家构成和政权构
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
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
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又是几个
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但可惜,抗战许久了,除了共产党领
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外,大部分地区关于国家民主化的工作基本上
还未着手,日本帝国主义就利用这个最根本的弱点,大踏步地打了进
来;再不变计,民族的命运是非常危险的。

  这里所谈的是“国体”问题。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
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
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
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
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国民”这个名词是可用的,但是国民
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
的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国家。

  “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
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
所得而私也。”这是一九二四年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十六年来,国民党自己违背了这个声
明,以致造成今天这样国难深重的局面。这是国民党一个绝大的错
误,我们希望它在抗日的洗礼中改正这个错误。

  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
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
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
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
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
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
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
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
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须表现
在政府和军队的组成中,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
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

  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
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
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
的中华民国。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
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

  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所应该建立和决不可不建立的内
部政治关系,这就是今天“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

六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共和国,它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
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
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
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
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
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
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
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
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
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
落后的缘故。

  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
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
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
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
“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
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
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
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
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
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
要碰破头的。

  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应该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内部经
济关系。

  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集中的表现。

七 驳资产阶级专政

  这种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共和国,是全国百分之
九十以上的人民都赞成的,舍此没有第二条路走。

  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路吗?诚然,这是欧美资
产阶级走过的老路,但无如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容许中国这样做。

  依国际环境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现在的国际环境,从基本上
说来,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环境,是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社
会主义向上生长的环境。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
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
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
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
而抱终天之恨。现在是一个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打了进来,它是要把
中国变成殖民地的;现在是日本在中国发展它的资本主义,却不是什
么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现在是日本资产阶级在中国专政,却不是什么
中国资产阶级专政。不错,现在是帝国主义最后挣扎的时期,它快要
死了,“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⒁。但是正因为它快要死了,
它就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过活,决不容许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
立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因为日本帝国主义陷在严重
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深坑之中,就是说,它快要死了,它就一定
要打中国,一定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它就断绝了中国建立资产阶级
专政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路。

  其次,是社会主义不容许。这个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都是我们
的敌人,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
助。这就是说,不能离开苏联的援助,不能离开日本和英、美、法、
德、意各国无产阶级在其本国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援助。虽然不能
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定要在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或其中
一二国的革命胜利之后,但须加上它们的力量才能胜利,这是没有疑
义的。尤其是苏联的援助,是抗战最后胜利决不可少的条件。拒绝苏
联的援助,革命就要失败,一九二七年以后反苏运动⒂的教训,不是
异常明显的吗?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
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要在中国反
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
全的梦呓?

  如果说,由于特殊条件(资产阶级战胜了希腊的侵略,无产阶级
的力量太薄弱),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还有过一
个基马尔式的小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土耳其⒃,那末,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和苏联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后,就决不会再有一个土耳其,
尤其决不容许有一个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土耳其。由于中国的特殊条件
(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性,无产阶级的强大和革命彻底性),中国
从来也没有过土耳其的那种便宜事情。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
失败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是曾经高唱过什么基马尔主义吗?
然而中国的基马尔在何处?中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又在
何处呢?何况所谓基马尔的土耳其,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
的怀抱,一天一天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
分。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
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
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
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⒄。

  依国内环境说,中国资产阶级应该获得了必要的教训。中国资产
阶级,以大资产阶级为首,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刚刚由于无产阶级、
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而得到胜利之际,他们就一脚踢开了这
些人民大众,独占革命的果实,而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结成了反革
命联盟,并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举行了十年的“剿共”战争。然而
结果又怎么样呢?现在是当一个强大敌人深入国土、抗日战争已打了
两年之后,难道还想抄袭欧美资产阶级已经过时了的老章程吗?过去
的“剿共十年”并没有“剿”出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
难道还想再来试一次吗?不错,“剿共十年”“剿”出了一个“一党
专政”,但这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而在“剿共”四年(一九
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之后,就已经“剿”出了一个
“满洲国”;再加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就把一个日本帝国主义
“剿”进中国本部来了。如果有人还想从今日起,再“剿”十年,那
就已经是新的“剿共”典型,同旧的多少有点区别。但是这种新的
“剿共”事业,不是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奋勇担负起来了吗?这个人
就是汪精卫,他已经是大名鼎鼎的新式反共人物了。谁要加进他那一
伙去,那是行的,但是什么资产阶级专政呀,资本主义社会呀,基马
尔主义呀,现代国家呀,一党专政呀,一个主义呀,等等花腔,岂非
更加不好意思唱了吗?如果不入汪精卫一伙,要入抗日一伙,又想于
抗日胜利之后,一脚踢开抗日人民,自己独占抗日成果,来一个“一
党专政万岁”,又岂非近于做梦吗?抗日,抗日,是谁之力?离了工
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你就不能走动一步。谁还敢于去踢他
们,谁就要变为粉碎,这又岂非成了常识范围里的东西了吗?但是中
国资产阶级顽固派(我说的是顽固派),二十年来,似乎并没有得到
什么教训。不见他们还在那里高叫什么“限共”、“溶共”、“反
共”吗?不见他们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之后,再来一个《异党
问题处理办法》,再来一个《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⒅吗?好家
伙,这样地“限制”和“处理”下去,不知他们准备置民族命运于何
地,也不知他们准备置其自身于何地?我们诚心诚意地奉劝这些先生
们,你们也应该睁开眼睛看一看中国和世界,看一看国内和国外,看
一看现在是什么样子,不要再重复你们的错误了。再错下去,民族命
运固然遭殃,我看你们自己的事情也不大好办。这是断然的,一定
的,确实的,中国资产阶级顽固派如不觉悟,他们的事情是并不美妙
的,他们将得到一个自寻死路的前途。所以我们希望中国的抗日统一
战线坚持下去,不是一家独霸而是大家合作,把抗日的事业弄个胜
利,才是上策,否则一概是下策。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衷心劝告,
“勿谓言之不预也”。

  中国有一句老话:“有饭大家吃。”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敌
大家打,就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那种“一人
独吞”、“人莫予毒”的派头,不过是封建主的老戏法,拿到二十世
纪四十年代来,到底是行不通的。

  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革命的人们,是决不排斥的,我们将和所
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党、政团以及个人,坚持统一战
线,实行长期合作。但人家要排斥共产党,那是不行的;人家要分裂
统一战线,那是不行的。中国必须抗战下去,团结下去,进步下去;
谁要投降,要分裂,要倒退,我们是不能容忍的。

八 驳“左”倾空谈主义

  不走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路,是否就可以走无产阶级专政
的社会主义的路呢?

  也不可能。

  没有问题,现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要发展到第二步,发展到
社会主义。中国也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但是
现在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
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
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
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
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

  有些恶意的宣传家,故意混淆这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提倡所谓
“一次革命论”,用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举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
主义就失了存在的理由;用这种“理论”,起劲地反对共产主义和共
产党,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其目的,是想根本消灭任何
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性,反对抗日的彻底性,而为投
降日寇准备舆论。这种情形,是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地造成的。因为
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武汉后,知道单用武力不能屈服中国,乃着手于
政治进攻和经济引诱。所谓政治进攻,就是在抗日阵线中诱惑动摇分
子,分裂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所谓经济引诱,就是所谓“合办
实业”。在华中华南,日寇允许中国资本家投资百分之五十一,日资
占百分之四十九;在华北,日寇允许中国资本家投资百分之四十九,
日资占百分之五十一。日寇并允许将各中国资本家原有产业,发还他
们,折合计算,充作资本。这样一来,一些丧尽天良的资本家,就见
利忘义,跃跃欲试。一部分资本家,以汪精卫为代表,已经投降了。
再一部分资本家,躲在抗日阵线内的,也想跑去。但是他们做贼心
虚,怕共产党阻挡他们的去路,更怕老百姓骂汉奸。于是打伙儿地开
了个会,决议:事先要在文化界舆论界准备一下。计策已定,事不宜
迟,于是雇上几个玄学鬼⒆,再加几名托洛茨基,摇动笔杆枪,就乱
唤乱叫、乱打乱刺了一顿。于是什么“一次革命论”呀,共产主义不
适合中国国情呀,共产党在中国没有存在之必要呀,八路军新四军破
坏抗日、游而不击呀,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呀,共产党不听话、不
统一、有阴谋、要捣乱呀,来这么一套,骗那些不知世事的人,以便
时机一到,资本家们就很有理由地去拿百分之四十九或五十一,而把
全民族的利益一概卖给敌人。这个叫做偷梁换柱,实行投降之前的思
想准备或舆论准备。这班先生们,像煞有介事地提倡“一次革命
论”,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却原来不为别的,专为百分之四十九
或五十一,其用心亦良苦矣。“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
就是问题的本质。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似乎并无恶意,也迷惑于所谓“一次
革命论”,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
主观的想头;而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
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
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说,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
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
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如果说,
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
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
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
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

九 驳顽固派

  于是资产阶级顽固派就跑出来说:好,你们共产党既然把社会主
义社会制度推到后一个阶段去了,你们既然又宣称“三民主义为中国
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⒇,那末,就把共产主义
暂时收起好了。这种议论,在所谓“一个主义”的标题之下,已经变
成了狂妄的叫嚣。这种叫嚣,其本质就是顽固分子们的资产阶级专制
主义。但为了客气一点,叫它作毫无常识,也是可以的。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
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
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
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
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
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
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
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
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
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
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这也就是资产阶级顽固派为什么要那样叫
嚣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其实,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
中国就会亡国。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
正是这样。

  谁人不知,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
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
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
系所指导的。因为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
同,就狂叫“收起”共产主义,岂非荒谬绝伦之至?在共产党人,正
因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有和自己的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之点,所以才
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才有可能承认
“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否则
就没有这种可能了。这是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在民主革命阶段上的统
一战线,孙中山所谓“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21),也正是
指的这种统一战线。否认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否认统一战线。顽固
派也正是要奉行其一党主义,否认统一战线,才造出那些否认共产主
义的荒谬说法来。

  “一个主义”也不通。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
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现在封建阶级
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有资本主义,佛教徒有佛教主义,基督徒有基
督主义,农民有多神主义,近年还有人提倡什么基马尔主义,法西斯
主义,唯生主义(22),“按劳分配主义”(23),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可
以有一个共产主义呢?既然是数不清的主义,为什么见了共产主义就
高叫“收起”呢?讲实在话,“收起”是不行的,还是比赛吧。谁把
共产主义比输了,我们共产党人自认晦气。如若不然,那所谓“一个
主义”的反民权主义的作风,还是早些“收起”吧!

  为了免除误会,并使顽固派开开眼界起见,关于三民主义和共产
主义的异同,有清楚指明之必要。

  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主义比较起来,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
同的部分。

  第一,相同部分。这就是两个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
上的基本政纲。一九二四年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的民
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
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这些相同,并由于三民主
义见之实行,就有两个主义两个党的统一战线。忽视这一方面,是错
误的。

  第二,不同部分。则有:(一)民主革命阶段上一部分纲领的不
相同。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
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如果它不
补足这些,并且准备实行起来,那对于民主政纲就只是基本上相同,
不能说完全相同。(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共产主义于
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于最低纲领
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
领。三民主义则只有民主革命阶段,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它
就只有最低纲领,没有最高纲领,即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
会制度的纲领。(三)宇宙观的不同。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
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
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四)革命彻底性的不同。共产主义
者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即有革命彻底性。三民主义者除了那些最忠
实于革命和真理的人们之外,是理论和实践不一致的,讲的和做的互
相矛盾,即没有革命彻底性。上述这些,都是两者的不同部分。由于
这些不同,共产主义者和三民主义者之间就有了差别。忽视这种差
别,只看见统一方面,不看见矛盾方面,无疑是非常错误的。

  明白了这些之后,就可以明白,资产阶级顽固派要求“收起”共
产主义,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制主义,就是毫无常识
了。

一○ 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

  资产阶级顽固派完全不知道历史的变化,其知识的贫乏几等于
零。他们既不知道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区别,也不知道新三民主义
和旧三民主义的区别。

  我们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
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
斗”,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
但是这种三民主义是什么三民主义呢?这种三民主义不是任何别的三
民主义,乃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我愿顽固派先生们,于其“限共”、“溶
共”、“反共”等工作洋洋得意之余,也去翻阅一下这个宣言。原来
孙中山先生在这个宣言中说道:“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
此。”就可知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真三民主义,其他都是伪三民
主义。只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对于三民主义
的解释才是“真释”,其他一切都是伪释。这大概不是共产党“造
谣”吧,这篇宣言的通过,我和很多的国民党员都是亲眼看见的。

  这篇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
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
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

  在这以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新的半殖民地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
义。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

  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
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
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

  第一,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
俄的三民主义。现在的事情非常明白,如果没有联俄政策,不同社会
主义国家联合,那就必然是联帝政策,必然同帝国主义联合。不见一
九二七年之后,就已经有过这种情形吗?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
之间的斗争一经进一步尖锐化,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
面,这是必然的趋势。难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吗?这是梦想。全地球都
要卷进这两个战线中去,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骗人的名
词。何况中国是在同一个深入国土的帝国主义奋斗,没有苏联帮助,
就休想最后胜利。如果舍联俄而联帝,那就必须将“革命”二字取
消,变成反动的三民主义。归根结底,没有“中立”的三民主义,只
有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三民主义。如果照汪精卫从前的话,来一个“夹
攻中的奋斗”(24),来一个“夹攻中奋斗”的三民主义,岂不勇矣
哉?但可惜连发明人汪精卫也放弃(或“收起”)了这种三民主义,
他现在改取了联帝的三民主义。如果说帝亦有东帝西帝之分,他联的
是东帝,我和他相反,联一批西帝,东向而击,又岂不革命矣哉?但
无如西帝们要反苏反共,你联它们,它们就要请你北向而击,你革命
也革不成。所有这些情形,就规定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
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决不能是同帝国主义联合反
俄的三民主义。

  第二,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
共的三民主义。如不联共,就要反共。反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
的政策,你也要反共,那很好,他们就请你加入他们的反共公司。但
这岂非有点当汉奸的嫌疑吗?我不跟日本走,单跟别国走。那也滑
稽。不管你跟谁走,只要反共,你就是汉奸,因为你不能再抗日。我
独立反共。那是梦话。岂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好汉们,能够不靠帝国
主义之力,干得出如此反革命大事吗?昔日差不多动员了全世界帝国
主义的气力反了十年之久还没有反了的共,今日忽能“独立”反之
吗?听说外边某些人有这么一句话:“反共好,反不了。”如果传言
非虚,那末,这句话只有一半是错的,“反共”有什么“好”呢?却
有一半是对的,“反共”真是“反不了”。其原因,基本上不在于
“共”而在于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欢喜“共”,却不欢喜“反”。老
百姓是决不容情的,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时,你要反共,他们
就要了你的命。这是一定的,谁要反共谁就要准备变成齑粉。如果没
有决心准备变自己为齑粉的话,那就确实以不反为妙。这是我们向一
切反共英雄们的诚恳的劝告。因之清楚而又清楚,今日的三民主义,
必须是联共的三民主义,否则,三民主义就要灭亡。这是三民主义的
存亡问题。联共则三民主义存,反共则三民主义亡,谁能证明其不然
呢?

  第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农
工政策的三民主义。不要农工政策,不真心实意地扶助农工,不实行
《总理遗嘱》上的“唤起民众”,那就是准备革命失败,也就是准备
自己失败。斯大林说:“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
(25)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
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
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
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
义”(26)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
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
是农民所给。说“实质上”,就是说基本上,并非忽视其他部分,这
是斯大林自己解释过了的。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
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
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
工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没
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
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
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在这种情形下,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
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然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如果有什么一种三
民主义,它是没有农工政策的,它是并不真心实意扶助农工,并不实
行“唤起民众”的,那就一定会灭亡。

  由此可知,离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
没有前途的。一切有良心的三民主义者,必须认真地考虑到这点。

  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
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
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
生的。只有这种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才称之为“中国今日之必
需”,才宣布“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和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

  至于旧三民主义,那是中国革命旧时期的产物。那时的俄国是帝
国主义的俄国,当然不能有联俄政策;那时国内也没有共产党,当然
不能有联共政策;那时工农运动也没有充分显露自己在政治上的重要
性,尚不为人们所注意,当然就没有联合工农的政策。因此,一九二
四年国民党改组以前的三民主义,乃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乃是过时
了的三民主义。如不把它发展到新三民主义,国民党就不能前进。聪
明的孙中山看到了这一点,得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助力,把三民主
义重新作了解释,遂获得了新的历史特点,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共产主
义的统一战线,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举
行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
但如果在新时期内,在新三民主义已经建立之后,还要翻那老套;在
有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后,要反对联俄;在有了共产党之后,要反对联
共;在工农已经觉悟并显示了自己的政治威力之后,要反对农工政
策;那末,它就是不识时务的反动的东西了。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反
动,就是这种不识时务的结果。语曰:“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愿今
日的三民主义者记取此语。

  如果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那就同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没有什么
基本上相同之点,因为它是旧时期的,是过时了的。如果有什么一种
三民主义,它要反俄、反共、反农工,那就是反动的三民主义,它不
但和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而且是共产主义的敌
人,一切都谈不上。这也是三民主义者应该慎重地考虑一番的。

  但是无论如何,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基本上完成以前,新三
民主义是不会被一切有良心的人们放弃的。放弃它的只是那些汪精
卫、李精卫之流。汪精卫、李精卫们尽管起劲地干什么反俄、反共、
反农工的伪三民主义,自会有一班有良心的有正义感的人们继续拥护
孙中山的真三民主义。如果说,一九二七年反动之后,还有许多真三
民主义者继续为中国革命而奋斗,那末,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
今天,这种人无疑将是成千成万的。我们共产党人将始终和一切真诚
的三民主义者实行长期合作,除了汉奸和那班至死不变的反共分子
外,我们是决不抛弃任何友人的。

一一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上面,我们说明了中国政治在新时期中的历史特点,说明了新民
主主义共和国问题。下面,我们就可以进到文化问题了。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
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
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
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
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
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
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
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
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
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
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
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如我们在第三节中已经提过的话,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
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
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
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
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
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
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
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
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

  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
力量,它们是反对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这些旧东西是由两部分合
成的,一部分是中国自己的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另一部分是帝国
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而以后者为盟主。所有这些,都是坏东西,都
是应该彻底破坏的。中国社会的新旧斗争,就是人民大众(各革命阶
级)的新势力和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这种新旧
斗争,即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时间,从鸦片战争算
起,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从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差不多三十年了。

  但是如前所说,革命亦有新旧之分,在某一历史时期是新的东
西,在另一历史时期就变为旧的了。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百
年中,分为前八十年和后二十年两个大段落。这两大段落中,各有一
个基本的带历史性质的特点,即在前八十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是属于旧范畴的;而在后二十年,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便
属于新范畴了。旧民主主义——前八十年的特点。新民主主义——后
二十年的特点。这种区别,在政治上如此,在文化上也是如此。

  在文化上如何表现这种区别呢?这就是我们要在下面说明的问
题。

一二 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

  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
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
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
(27),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那时的
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
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
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
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
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
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
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
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
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
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

  “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
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
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
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在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上改变
了过去面貌之时,在这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是非常之显然
的。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
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
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
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
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
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
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
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
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
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
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
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
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
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
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
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
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
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
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
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
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
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
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
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
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
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
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一三 四个时期

  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
务的。在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

  这种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二十年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
期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两年,第二个时期是一九二一年到一
九二七年的六年,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第
四个时期是一九三七年到现在的三年。

  第一个时期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
立。这一时期中以五四运动为主要的标志。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
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
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
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
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
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
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
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
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
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
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
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
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
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28)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
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
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
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
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
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
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
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
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
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29)和北伐战争。当时
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右翼,到了第二个时期,他们中
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

  第二个时期,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为标
志,继续了并发展了五四运动时三个阶级的统一战线,吸引了农民阶
级加入,并且在政治上形成了这个各阶级的统一战线,这就是第一次
国共两党的合作。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
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
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
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在
这以前,三民主义是和教育界、学术界、青年界没有多大联系的,因
为它没有提出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也没有提出反封建社会制度和反封
建文化思想的口号。在这以前,它是旧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是被
人们看成为一部分人为了夺取政府权力,即是说为了做官,而临时应
用的旗帜,看成为纯粹政治活动的旗帜。在这以后,出现了三大政策
的新三民主义。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由于两党革命党员的努力,这
种新三民主义便被推广到了全中国,推广到了一部分教育界、学术界
和广大青年学生之中。这完全是因为原来的三民主义发展成了反帝反
封建的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之故;没有这一发展,三民
主义思想的传播是不可能的。

  在这一时期中,这种革命的三民主义,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
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两
个主义结成了统一战线。以阶级论,则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
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
(30),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31)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
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
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
学和白话文。在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中,曾经在中国军队中灌输了反
帝反封建的思想,改造了中国的军队。在千百万农民群众中,提出了
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掀起了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由
于这些,再由于苏联的援助,就取得了北伐的胜利。但是大资产阶级
一经爬上了政权,就立即结束了这次革命,转入了新的政治局面。

  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新的革命时期。因为在
前一时期的末期,革命营垒中发生了变化,中国大资产阶级转到了帝
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
级,革命营垒中原有的四个阶级,这时剩下了三个,剩下了无产阶
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所以这时
候,中国革命就不得不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而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地领
导群众进行这个革命。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
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
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
入。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
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
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人农民。从当事
者看来,似乎以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一定可以“剿尽杀绝”的了。
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
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
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
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三者都是积极的结果。其中
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
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
思之吗?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
革命的伟人。

  反革命“围剿”的消极的结果,则是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这
就是为什么全国人民至今还是非常痛恨那十年反共的最大原因。

  这一时期的斗争,在革命方面,是坚持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
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在反革命方面,则是在帝国主义指挥下的
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在政治上,
在文化上,腰斩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腰斩了他的新三民主义,造成
了中华民族的深重的灾难。

  第四个时期就是现在的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革命的曲线运动
中,又来了一次四个阶级的统一战线,但是范围更放大了,上层阶级
包括了很多统治者,中层阶级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下
层阶级包括了一切无产者,全国各阶层都成了盟员,坚决地反抗了日
本帝国主义。这个时期的第一阶段,是在武汉失陷以前。这时全国各
方面是欣欣向荣的,政治上有民主化的趋势,文化上有较普遍的动
员。武汉失陷以后,为第二阶段,政治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大资产
阶级的一部分,投降了敌人,其另一部分也想早日结束抗战。在文化
方面,反映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叶青、张君劢等人的反动和言论出版
的不自由。

  为了克服这种危机,必须同一切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思想
进行坚决的斗争,不击破这些反动思想,抗战的胜利是无望的。这一
斗争的前途如何?这是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大问题。依据国内国际条
件,不论抗战路程上有多少困难,中国人民总是要胜利的。全部中国
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
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假如再有二十年的工夫,中国的进步将到何
地,不是可以想得到的吗?一切内外黑暗势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
灾难;但是这种猖獗,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而且表
示了它们的最后挣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渐接近了胜利。这在中国是
如此,在整个东方也是如此,在世界也是如此。

一四 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

  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新文化也是这样,
二十年中有三个曲折,走了一个“之”字,一切好的坏的东西都考验
出来了。

  资产阶级顽固派,在文化问题上,和他们在政权问题上一样,是
完全错误的。他们不知道中国新时期的历史特点,他们不承认人民大
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们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在文化
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一部分所谓欧美派的文化人(32)
(我说的是一部分),他们曾经实际赞助过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剿
共”,现在似乎又在赞助什么“限共”、“溶共”政策。他们不愿工
农在政治上抬头,也不愿工农在文化上抬头。资产阶级顽固派的这条
文化专制主义的路是走不通的,它同政权问题一样,没有国内国际的
条件。因此,这种文化专制主义,也还是“收起”为妙。

  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
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
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但整个的国民文化,现在
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
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
用的因素。但是就整个政治情况、整个经济情况和整个文化情况说
来,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因为在现阶段革命的
基本任务主要地是反对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是资产阶
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的革
命。就国民文化领域来说,如果以为现在的整个国民文化就是或应该
是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这是不对的。这是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
传,当作了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把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
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当作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
整个的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文化必
须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社会主义
的因素,反映到我们的国民文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就整个社会
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形成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所以
还不能有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由于现时的中国革命是世
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是世界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伟大的同盟军;这种
一部分,虽则包含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因素,但是就整个国民文化来
说,还不是完全以社会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而是以人民大众反帝
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的。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
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
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但是这种领
导,在现阶段是领导人民大众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
命,所以现在整个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还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
主义的。

  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
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
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
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
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
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
适当的。

  由此可知,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
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
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

一五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
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
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
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
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
的民族文化。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
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
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
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
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
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
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
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33)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
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
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
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
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
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
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
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
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
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
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
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
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
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
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
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
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
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
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
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
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
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
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
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
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文化,
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
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
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
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4),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
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
众的。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
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
“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
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
限丰富的源泉。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
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
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
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
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注  释

  〔1〕《中国文化》是一九四○年二月在延安创刊的杂志,一九
四一年八月终刊。

  〔2〕“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一语,见列宁《论工会、
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
版社1986年版,第212页)。

  〔3〕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4〕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新的译文是:“哲学
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5〕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6〕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6〕。

  〔7〕 见本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注〔19〕。

  〔8〕 见本书第一卷《矛盾论》注〔22〕。

  〔9〕 见本卷《论持久战》注〔12〕。

  〔10〕 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11〕 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6〕。

  〔12〕 见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
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13〕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
〔31〕。

  〔14〕 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
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7页)。

  〔15〕指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国民党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反苏
运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广州苏联副领事;
同月十四日南京国民党政府下“绝俄令”,不承认各省苏联领事,勒
令各省苏联商业机构停止营业。一九二九年七月蒋介石又受帝国主义
的唆使,在东北向苏联挑衅,不久引起军事冲突。

  〔16〕基马尔,又译凯末尔(一八八一——一九三八),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土耳其民族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英帝国主义指使希腊对土耳其进行武装侵略,土耳其人民得到苏俄的
援助,于一九二二年战胜了希腊军队。一九二三年土耳其建立了资产
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基马尔被选为总统。

  〔17〕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毛泽东在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
列夫人谈话时对这个观点作了修正。他指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
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
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
其他的道路。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
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一九五八年
由埃及同叙利亚合并组成。一九六一年叙利亚脱离阿联,成立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一九七一年阿联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等国家却
不适用,它们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这些
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
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

  〔18〕 见本卷《必须制裁反动派》注〔5〕。

  〔19〕毛泽东在这里是指张君劢及其一伙。张君劢在五四运动后
宣扬一种自称为“新玄学”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提倡自孔孟以至
宋明理学的所谓“精神文明”,同时又鼓吹“自由意志”,一九二三
年引起了一场“科学与玄学”的争论,当时张君劢被称为“玄学
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他经蒋介石授意,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
封公开信》,主张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及陕甘宁边区,要求“将马克
思主义暂搁一边”,为蒋介石张目。

  〔20〕 见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
共合作宣言》。

  〔21〕 见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二讲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6页)。

  〔22〕一九三三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发表《唯生
论》一书,宣扬宇宙的实质是“生命之流”,万物的根本问题在于
“求生”,用来反对阶级斗争的学说;并认为宇宙万物各有一个重
心,以人类社会现象来说,就是只能有一个领袖,否则就无法维持其
均衡和生存。这种唯生主义的理论是为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法西斯专政
服务的。

  〔23〕山西军阀阎锡山曾标榜过“按劳分配”的口号。其主要内
容是:用军事方法强迫劳动人民在村公所控制的固定份地上,或官办
的工厂、商店里,从事农奴式的劳动,只将很小一部分劳动果实,按
劳动情况分配给劳动者。

  〔24〕 汪精卫在一九二七年叛变革命之后不久写过一篇东西,
题为《夹攻之奋斗》(载1927年7月25日《汉口民国日报》)。

  〔25〕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南
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讲《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中说:“……
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
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正是指这
一点说的。”(《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
61页)

  〔26〕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些教条主义者讥笑毛泽东注重农
村革命根据地为“上山主义”。毛泽东在这里是用教条主义者的这句
讽刺话,说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作用。

  〔27〕“学校”指当时效法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科
举”指中国原有的封建考试制度。十九世纪末,中国提倡“维新”的
知识分子主张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封建顽固派竭力反对这种主张。

  〔28〕一九一九年的五四爱国运动,至六月初转入一个新的阶
段,以六月三日北京学生反抗军警镇压,集会讲演开始,由学生的罢
课,发展到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九江及山东、安徽各地
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五四运动至此遂成为有无产阶级、城市小资
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运动。

  〔29〕 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9〕。

  〔30〕 《向导》周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九二二年九月十
三日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在武汉终刊。

  〔31〕上海《民国日报》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创刊,国民党一大后
正式成为国民党的机关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
下,曾经宣传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张。一九二五年十
一月以后,曾被西山会议派把持,成为国民党右派的报纸。一九四七
年停刊。

  〔32〕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一部分欧美派文化人是指以胡适等
为代表的一些人物。

  〔33〕 所谓“全盘西化”,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学者的主张。他
们主张中国一切东西都要完全模仿欧美资本主义国家。

  〔34〕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
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
页)。

(本文转自:
http://wlzx.hdpu.edu.cn/upc/hongqi/yvxd/mzd10.htm


现在有人又提出回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纲领。



但是,我们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共建政以前的建国
纲领,建政前的《共同纲领》,以及建政以后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总路线,公有化,反右,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
及以后四个坚持和以经济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中共的几个宪法,等
等,基本上反映了中共的建国、治国纲领和实践。这些,都是一党极
权专制的建国、治国纲领和实践。正像我们过去说过的,即使是《新
民主主义论》,最多是反动荒谬的马列主义指导下的国家社会主义
(纳粹)性质的纲领,文中充斥了各种荒谬的谬论。不过,为了打击
国民党和欺骗全国人民,毛不得不暂时打起了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和
要求民主的旗号,但实际上却仍然不断主张专政,即专制,表明毛泽
东是努力用中共自己比国民党更加专制得多的文化、思想、信仰、政
治和经济等各方面全方位的全面专制,来代替国民党的单纯的政治专
制。


我们必须对毛泽东以及中共的这些建国、治国纲领和实践,进行必要
的批判及纠正。


我们的《21世纪建国纲要(草案)》,就是对中共建国、治国纲领
的和实践的批判和修正。这个纲领是一个人本主义的纲领。既是对马
列主义社会主义的批判和纠正,也是对自由主义和原教旨资本主义的
批判和修正。


《08宪章》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羞羞答答的、杂乱堆砌的杂烩式建国
纲领。其水平和条理性,往往不如孙中山的《建国大纲》。称为“宪
章”,更是不伦不类,名不副实。


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是中国辛亥革命后国民党的建国纲领,既带
有资本主义性质,又带有一定社会主义的因素。


这些建国纲领,你选择哪个?这是事涉中国未来和走向未来的道路大
问题。
                                                                                                             编者按